在二十四节气里读懂中国丨处暑残暑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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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，二十四节气平均分配了太阳在一年里走过的黄经度数，但正如梁山好汉各有各的座次一样，节气与节气之间也并非“平起平坐”。处暑，便是二十四节气里存在感不那么强的一个，甚至连名字本身的含义都显得暧昧。

唐代孔颖达注《逸周书》云：“处暑，暑将退伏而潜处。“元代吴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又载：处，止也，暑气至此而止矣。可见“处暑”即“暑气到此为止”之意。中国天文学会将处暑的英文译名定为“EndofHeat”，是不带一丝修饰的直译。然而问题来了：二十四节气之间有着颇为明显的对应关系，在“四立”定下的框架里，夏至对应着冬至、春分呼应着秋分，如果一年暑气消弥之时有一个处暑，那为何冬云春来之时到来的不是“处寒”，而是雨水呢？

细细品味，其实“处暑”二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。唐代张怀瓘《文字论》中言：“日月星辰，天之文也；五岳四渎，地之文也。”节气的命名，大抵依托于这里的天、地之文。如“四立两分两至”是以太阳为参照物，这是天之文；雨水、白露、霜降等以气象为参照，这是地之文。而到了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，太阳并没有停留在地标性的节点上，天地山川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，古人最终只能“反求诸己”，以自身的冷热感知将这一时间点命名为“处暑”。立春之后的节气可不可以叫“处寒”呢？当然是可以的。但那时的正是自然界草木萌动、生机勃发之时，纵然不以“雨水”为名，五岳四渎中也尚有众多的物候备选，“处寒”二字终究是不够有韵味。

由此看来，二十四节气虽然严格按照“五日一候、三候一气”的时间平均分布，但时间的纹理却疏密有致。如果将“四立两分两至”看作自然界的红绿蓝三原色，那处暑就是草木绿、玛萨拉酒红、鸢尾蓝这些微妙而难以描述的色彩，需要人类达到一定文化自觉才能精确定义。这种难以描述，让处暑有了别样风光。

处暑还是暑仍有秋老虎

关于处暑的诗远不及立春、清明、冬至这些“热点节气”密集，但宋代仇远的一首《处暑后风雨》却写得颇为闲适雅致：“疾风驱急雨，残暑扫除空。因识炎凉态，都来顷刻中。纸窗嫌有隙，纨扇笑无功。儿读秋声赋，令人忆醉翁。”

诗的大意是：疾风劲雨将残存的暑气一扫而空，天气顷刻间便寒冷起来。带着缝隙的纸窗不耐冷风，团扇已派不上用场。听到孩子们诵读《秋声赋》，令人回想起其作者：自号“醉翁”的欧阳修。

仇远的诗，起笔在处暑，重点其实在风雨。民谚道是“一层秋雨一层凉”，将“残暑”一扫而空的是突如其来的“疾风急雨”，而不是处暑。事实上，处暑时节还远远称不上凉爽，清代顾禄《清嘉录》里说得分明：“土俗以处暑后，天气犹喧，约再历十八日而始凉。谚云：‘处暑十八盆’，谓沐浴十八日也。”意思是处暑之后，炎热的天气至少还会持续十八天左右，只是顾禄所处的时代尚无桑拿，不然“处暑十八盆”真可能会改成“处暑桑拿十八天”之类的谚语了。

百姓眼中的处暑，其势甚至比三伏天还烈，尤其是在江南，甚至还有“大暑小暑不是暑，立秋处暑正当暑”的说法。这便不免令人觉得讶异：处暑的“处”的确是“停止”的意思，二十四节气中至热当数大暑、小暑，之后又经过了立秋的过渡，到处暑应当已迎来了由热转冷的转折点，但为何百姓还畏秋如虎，以至于这一时节有了“秋老虎”的“恶谥”？如此说来，处暑是不是起错了名字？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如前言所述，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部源于天、地之文，如“四立两分两至”这种以太阳运行位置为基础的节气，只要宇宙环境没有巨大的变化，其特征便能保持极强的稳定性。然而，寒暑却源于人自身的冷热感知，这种主观感受终究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。在同一地域，人与人之间的体感尚不能一概而论，当将二十四节气放诸于疆域辽阔的中华大地时，体感差异自然会愈加明显。

节气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西周时出现了七个节气，直到先秦时二十四节气名称均已出现，被记录于《逸周书》中。当时的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，节气自然也以中原地区的物候为基础，不可能兼顾“四夷”。节气这一套文化系统向江南传播，至少是在汉武帝刘彻颁布《太初历》之后的事，而真正在江南扎根就更在唐宋之后了。可想而知，当中原已经春暖花开时，西北高原依然萧瑟凄楚；当北方人已经感叹“暑气到此为止”时，南方人依然还要在漫长的酷热环境中苦熬过十八天。“环球同此凉热”六个字，放在夏秋之交的中华大地，也要变成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”了。

从另一面来说，至冷为寒，至热为暑，纵然处暑时暑气已如强弩之末，但等待其势力消退毕竟还要花上一段时间，大自然有大自然的惯性。如同夏至意味着白昼渐短但不意味着昼短于夜一样，处暑也绝不能让酷热的天气戛然而止。农历中最热的“三伏天”以立秋后第二个庚日前一天为结束，毗邻着“三伏天”的处暑当然不太容易能感受到凉意，但清晨与夜晚的寒意已经消然强大起来。白日里若偶然来一阵大雨，也能让天地一下凉爽起来，那便是仇远《处暑后风雨》中所感叹的“因识炎凉态，都来顷刻中”了。

古人有画九的习俗：在冬至日准备一幅《九九消寒图》，上画八十一朵梅花，每天用红笔涂一朵，涂完之日便是数九寒冬结束之时。其实，农历中的“九九”不仅包括“冬九九”，也包括“夏九九”，囊括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段——而处暑，便处于七九、八九这一时段。民间有与之相配、版本众多的《九九歌》，如“七九六十三，床头摸被单；八九七十二，子夜寻棉被”“七九六十三，夜眠寻被单；八九七十二，被单添夹被”“七九六十三，床头寻被单；八九七十二，思量盖夹被”……

显然，这一众《九九歌》也以中原地区百姓的体感为基础，中国位于北半球，太阳的余威在北方消退得要快一些。而在江南，古人显然有另外一番体验。南宋范成大在《秋前风雨顿凉》的颔联中写道：“但得暑光如寇退，不辞老景似潮来。”范成大将暑气视为“寇”，倒颇符合处暑的内蕴：处暑标志着暑气势力渐退，但在南方这个盛夏国度的传统疆域，暑气滞留的时间明显要长很多。江南人感叹：“处暑还是暑，仍有秋老虎。”或许，江南人自古以来就对处暑这个节气不太买账——立秋已经半月有余，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却还是遥遥无期呢！

如果说黄河与长江是在大尺度上分割了人们对处暑的认知，那城市与乡村则从微观层面让处暑更加多面化。南宋陆游《秋怀》有云：“城市尚余三伏热，秋光先到野人家。”同是初秋时节，闹市里的三伏天余威未尽，乡间却已盛开了浓浓的秋意。城市与乡村不过一墙之隔，暑气之分便已如此鲜明，仅仅处暑二字又岂能囊括整个中华的地大物博呢？

老树画画笔下的处暑

《秋声赋》里的处暑三候

《处暑后风雨》的最后一联为“儿读秋声赋，令人忆醉翁”，这里取典于“醉翁”欧阳修的名篇《秋声赋》。《秋声赋》被誉为两宋文赋典范，名气与影响要比《处暑后风雨》大得多，其中的名句足以与《赤壁赋》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”相媲美：

“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；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；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；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黟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
欧阳修在赋中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应悲秋恨秋，而应反求诸已，而这种不屈的精神背后，反过来更加印证了秋日肃杀的氛围。《秋声赋》中描写秋状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”，秋声“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”。在节气中，最与《秋声赋》气质相符合的，当数处暑。何出此言？且看处暑三候：鹰乃祭鸟、天地始肃、禾乃登。

鹰处于饼类食物链的顶端，是天生的猎杀者。中国人自古对鹰多有推崇，《列子·黄帝》有“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帅熊、羆、狼、豹、貙、虎为前驱，雕、鹖、鹰、鸢为旗帜”的描述，可见早在上古时代，鹰便是能与熊狼之属媲美的猛禽，连黄帝也不忘在旗帜中绣上鹰的图腾以壮军威。古人对鹰的偏爱也体现在节气时令中。七十二候里，关于鹰的就占了三条，分别是惊蛰第三候鹰化为鸠、小暑第三候鹰始鸷、处暑第一候鹰乃祭鸟，三候相加，俨然能与一整个节气的时分庭抗礼。

鹰乃祭鸟，与前面二候又有不同。古人认为禽鸟“得气之先”，与人类和其他生物更能提前感知时令变化，因此在小暑尾期就开始学习捕食之术，为初秋的实战做准备。然而真到了处暑这个本该大快朵颐的日子，鹰却“杀鸟而不即食，如祭然”。与此同时，古人还发现鹰捕杀的多是老弱病残之属，从不对正在孵化或哺育幼鸟的禽鸟出手。这两件事被古人总结为“犹人饮食祭先代为之者也”和“不击有胎之禽”，鹰因此被视为义禽，正呼应了秋日的肃杀之气。

如果要在二十四节气中选出一个“处寒”，那非雨水莫属。而雨水的第一侯正是獭祭鱼，和鹰乃祭鸟遥相呼应，这自然不能仅仅归为巧合。只是，獭祭鱼之后，迎来的是候雁北、草木萌动的生机，而鹰祭完鸟，便天地便开始肃杀起来。

《秋声赋》中的秋，是凛冽而伤感的：“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，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……物过盛而当杀。处暑时暑气渐消，寒气渐盛，从气象学角度来看，这是只一种自然现象，可以用太阳运行的轨迹加以解释。而在天人感应的思想认识中，暑寒之间的此消彼长则代表了天道的不同面孔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季夏德毕，季冬刑毕。”古人治国崇尚“德主刑辅”，而由夏及冬，正是天道由“德主”向“刑辅”的转折点。“秋冬行刑”，或者说“秋决”，是中国死刑执行制度中的传统，除谋反大逆等重罪“决不待时”之外，其余死刑均应等到秋季再加以执行，因为此时“天地始肃”，杀气已至，可以申严百刑，以顺天行诛了。

《逸周书·月令解》中记载：“凉风至，白露降，寒蝉鸣，鹰乃祭鸟，始用行戮……是月也，命有司修法制，缮囹圄，具桎梏，禁止奸，慎罪邪，务搏执，命理瞻伤察创，视折审断。决狱讼必正平，戮有罪，严断刑。天地始肃，不可以赢。”这一时期，明刑弼教之类的法制工作成为有司衙门主要任务，春耕秋收，在秋天替老天收取死囚的性命，与自然界“摧败零落”的景色正相应，人间的秩序由此与天道相统一。

因为天人合一，“春耕秋收”中的“秋收”，自然也指向了人间谷物的收获。而这，又引出了处暑的第三候：禾乃登。禾乃登，又作“农乃登谷”，指的是谷物开始成熟，农人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。七十二候中有两候与收获相关，另一个是小满第三候麦秋至，代指的是夏收，这当然比不上秋收重要。秋收承载着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季，因此农人们对这一时间段的天气非常敏感，与之相关的农谚可谓信手拈来。“处暑高粱白露谷”“处暑高粱遍地红”“处暑十日忙割谷”，说的是处暑时节恰好是高粱的收获季；“处暑栽，白露追，秋分放大水”，指大白菜在处暑时节应该移栽定植。更多的还是形容处暑时雨水的宝贵，如“处暑若还天没雨，纵然结子难保米”“处暑里的雨，谷仓里的米”“处暑之雨，粒粒是米”……当然，还是应了中国地大物博的现实，北方人期盼处暑下雨，在多雨的江南，农人们却要叹息“处暑若逢连天雨，纵然结实也难留”了。

水中的河灯桌上的鸭馔

二十四节气中未能直接承载天、地之文的大约占三分之一，细细数来，有清明、小满、芒种、小暑、大暑、处暑、小寒、大寒八个。这其中除了与寒食节渐渐融合，最终成为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清明外，其他节气都没有大型的国家祭祀活动。不过，关于处暑的古老民俗却比比皆是。

农历是阴阳合历。节气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，月份按月球的月相周期变化来安排，因此农历中的节气与月份分属阳历和阴历两套系统。处暑作为秋季的第二个节气，大致与俗称“七月半”的中元节时间相当，因此处暑的民俗也大多与中元节相关。

何为中元？道教认为，天地万物由天、地、水“三元”所生，其中正月十五天官紫微大帝赐福，为上元节；十月十五水官洞阴大帝解厄，为下元节；中间的七月十五地官清虚大帝赦罪，便是中元节。地官赦罪为何要在七月半呢？七在传统中是阳数、天数，天地之间的阳气绝灭之后，经过七天可以复生，故《易经》云：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天行也。”从物侯来看，这一时期既是天地始肃的日子，又是谷物丰收的日子，远古的农人们选择这一时间用时令佳品向神灵、先人献祭，祈祝来年有个好收成，是再自然不过了。

中元节的另一个俗称是“鬼节”。处暑前后，暑气渐退，在古人心中这是阴阳交错的开始，而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，地府会打开鬼门关释放亡魂，逝去的祖先会借这个时机回家探望子孙，各地的风俗大多都与这一文化信仰有关，如放河灯、祀亡魂、焚纸锭、拜土地公等。这其中最为具特色的，要数放河灯。

河灯又称“荷花灯”，一般是在防水的底座上放上灯盏或蜡烛，灯体由彩纸折成，简单者如一瓣荷花，复杂者则叶片层叠、华丽繁复。中元节之夜，人们将做好的河灯放在江河湖海之中任其漂泛，既是为了寄托对先人的哀思，也是为了普渡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。河灯可为鬼引路，待鬼过了奈何桥，灯也便灭了。而在岸上，商人们也富有默契地关了店铺，摆上香案，供上瓜果。夜幕之下，湖海之上，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河灯与星光交相呼应，那般景象，却是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无从想象的。清代乾隆皇帝诗云：“满湖星斗涵秋冷，万朵金莲彻夜明”，虽然写出了景致，但风景背后的人文传统，只怕未道出万一。

如果说中元节放河灯是为彼岸引路，那处暑食鸭的风俗则调理了人间的风味。中国传统美食的一大传统就是药食同源、以食进补，不同的食材对应着不同的季节，补秋之事，一点也不比补冬含糊。

处暑的鸭馔是补秋中的佼佼者。“暑气至此而止矣”，这一句话不仅反应着天道，也对应着人体。传统医学理论认为，随着秋季后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，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，容易出现疲惫感，产生“秋乏”。处暑时宜饮食宜转向清淡以润肺防燥，并多吃益肾养肝、清热安神的食物——鸭肉性凉味甘，具有滋阴养胃、利水消肿的功效，可以平复干燥天气带来的不适，是这一时期进补的上上之选。面对食鸭这件事，南北达成了共识；但面对如何食鸭这件事，便各有各的分寸了。烤鸭、白切鸭、柠檬鸭、核桃鸭、子姜鸭、荷叶鸭、核桃鸭、老鸭炖汤……北京有一道“处暑百合鸭”，以当季百合、陈皮、蜂蜜、菊花等食材调制，味醇鲜美、营养丰富；江南则更有在处暑时节送邻人萝卜老鸭煲、红烧鸭块等鸭馔的传统风俗，叫作“处暑送鸭，无病各家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捧着一碗老鸭汤走亲访友的日子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，不过若想追寻古意，倒是还有不少选择。嗜茶如命的福州人在处暑之后会放下凉茶，拾起龙眼和糯米制成的“白丸子”，龙眼泡饭更是寻常人家厨房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广东人则继续煲着药茶——入秋要吃点“苦”，这对清热、去火、消食、除肺热等都颇有好处。如果这些还觉得麻烦，那到奶茶店喝杯酸梅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所谓“处暑酸梅汤，火气全退光”嘛……

最终，还是处暑吧！虽然自然界缺乏明确的指示，但无论如何，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终于还是结束了。陆游是怎么说的？“四时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时，柴门傍野水，邻叟闲相期”。一千年过去了，陆游行经的土地早已耸立起巍峨的大厦，但人们还是和那时一样默默等待着暑气散尽，等待着收割的水稻变成餐桌上香喷喷的米饭。

作者：江隐龙

编辑：范昕

策划：范昕

责任编辑：李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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